【内容】

今用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的干燥根及根茎，栽培者称园参，产量大，野生者称山参，质量优，主产于吉林的抚松、辑安、靖宇、敦化、安图，辽宁的桓仁、安甸、新宾、清原，黑龙江的五常、尚志、宁安、东宁。国外朝鲜、日本亦产。党参为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 ( Franch.) Nannf.、素花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 Nannf. var. modesta ( Nannf.) L. T. Shen或川党参Codonopsis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今用党参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多数地区引种，该种为商品党参的主要来源，商品称“潞党”，主产于山西平顺、长治、壶关、晋城，河南新乡、栾川、嵩县。素花党参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青海及四川西北部，商品称“西党”，主产于甘肃文县、岷县、舟曲、武都、临潭，四川南坪、平武、松潘、若尔盖，陕西汉中、安康、商洛，山西五台山等。川党参主要分布于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北部和东部接壤地区及贵州北部，商品称“条党”。

本草研究认为：古代文献中的“上党人参”其实是指桔梗科党参，产于辽东的人参方是五加科人参。上党产出桔梗科党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直到晚近产地优势依然保持，山西长治市极其周围应该是党参GAP研究的最佳地域。

【品种考订】

人参字，正写当作“薓”，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即写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写。阜阳万物汉简紫参写如“紫薓”。按“薓”本来是人参的专名，《说文》云“薓，人薓，药草，出上党。”但汉代药用的“薓”字多数已经简写为“参”，不仅《急就篇》作“远志续断参土瓜”，《本草经》六参皆用“参”字，《武威医简》中苦参、人参也用“参”字。“薓”简写为“参”仍与人参有关，《说文》“参，商星也”，据段玉裁说当为晋星，《周礼﹒春官》“实沈，晋也”，皆以参星为晋地的分野，汉代记载人参的产地皆为山西上党，《说文》云“出上党”，《本草经》言“生上党山谷”，《范子计然》亦云：“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又《春秋运斗枢》言：“揺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由此可知汉代“人参”之得名，确与天上星宿有关，“参”暗示产地，特指晋地的上党。

那么，汉代上党所出的这种“人参”，究竟是五加科Panax属植物，还是桔梗科Codonopsis属植物，各家看法不一，较多的研究者将上党人参确定为Panax ginseng，而把此植物在山西绝迹的原因归咎于盲目采挖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物候变迁，但研究者有意无意之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Panax ginseng在自然状态下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除人工可能干预的诸如海拔、光照、降水等因素外，每年在低温环境中为期半年的休眠是其生长所不可缺少的，而这正是今天的山西或古代的晋地所不具备的。不仅如此，因为Panax ginseng药材主要来自相对遥远的辽东乃至高丽，可以肯定地说，古代参与人参讨论的多数人都没有真正见识过原植物，“三桠五叶”其实是耳食之言，兹择要列出汉以后与“上党人参”相关的记载：

1. 傅玄《傅子》云：“先王之制，九州异赋，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若河内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此句有三层含义：西晋确以“上党真人参”进贡，数量如说；上党人参产地较为局限，河内郡（今河南）虽与上党郡相邻，也无出产；此参的准确产地在太行山脉北山一段，位置约当今长治市之紫团山，又名抱犊山，在壶关县东南60公里。后世盛称之“紫团参”当本于此。
2. 刘敬叔《异苑》卷2云：“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铧，便闻土中呻吟声，寻音而取，果得人参。”
3. 《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石勒传》云：“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人，匈奴之苗裔也。……初，勒乡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长，类铁骑之象。国中生人参，葩叶甚盛。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貌奇异，有不可知。”文中“国中生人参”句，《御览》人参条引《石勒别传》作“园中生人参”，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谓：“《晋书》载记作园中，是。”按如所说，确当作“园中生人参”，如果此处所称上党人参是指Panax ginseng的话，这将是人参人工栽种的最早记载。
4. 《集注》云：“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陶弘景描述的是齐梁时南方地区人参的药用情况，据陶说上党的人参药材“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这显然是指桔梗科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药材，而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所出者“形细而坚白”，这颇似五加科人参Panax ginseng。不过陶弘景肯定没有见过人参植物，其说乃汇录诸家之言：“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椵树叶似桐甚大，阴广则多生阴地，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在陶的描述中，“一茎直上，四五相对生，花紫色”的植物其实是桔梗科轮叶沙参Adenophora tetraphylla (Thunb.) Fisch.，引高丽赞云云方是五加科人参，至于“近山亦有”，则不知是何物。难怪苏敬批评道：“陶说人参，苗乃是荠苨、桔梗，不悟高丽赞也。”
5. 《隋书﹒五行志》云：“高祖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余，具体人状，呼声遂绝，盖草妖也。”这段传奇中上党人参也生长在离人家不远的地方，同时还涉及人参的形态，“枝叶峻茂”与前条《石勒别传》中“葩叶甚盛”一样，皆非Panax ginseng的特征，至于根长五尺更是夸大其词。
6. 唐代似乎仍然坚持人参上党产者优于辽东、朝鲜所出。《药性论》云：“人参，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茶经》卷上：“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
7. 宋代人尤其喜欢称道所谓“紫团参”，即上党紫团山所出者，《开宝本草》云：“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尔雅翼》同。《梦溪笔谈》卷9云：“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这种“紫团参”是否果然是五加科人参呢？《苏轼诗集》卷37《紫团参寄王定国》有云：“欲持三桠根，往侑九转鼎”，从诗句来看，这自然是指Panax ginseng，但苏东坡居惠州时又作《小圃五咏﹒人参》，见卷39，前数句云：“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肢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另据同卷《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细斸黄土栽三桠”句东坡自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按此两诗所咏叹者，苏轼的确将所谓的“人参”移栽在广东惠州的苗圃中，这种植物当然不可能是指Panax ginseng，显然，苏东坡也不真正认识人参植物，三桠五叶云云，不过剽掠前人旧说而已。

从汉代提到人参产于上党以来，上党石勒园中所生的人参、陶弘景所见魏国所献人参药材、隋代上党某宅畔所生根长五尺的人参、苏东坡寄赠王定国并亲手栽在惠州苗圃中的上党紫团参，如果都认为是Panax ginseng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若仔细分析《本草图经》有关上党人参的记载，却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苏颂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今河东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者，名新罗人参，然俱不及上党者佳。其根形状如防风而润实，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阴近椵漆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末有花茎，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又云：“相传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者，其人参乃真也。”再看《证类》所绘“潞州人参”药图，（图1）毫无疑问就是Panax ginseng，这种奇怪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新修》关于人参产地的讨论值得注意，苏敬说：“今潞州、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这基本是沿太行山脉经山西而河北，止于今北京之怀来、密云，与燕山山脉相交汇。北宋太宗时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记载土产人参的州郡共14处，亦沿此线分布，山西、河北至北京，计有：并州、泽州、辽州、潞州、威胜军、洺州、定州、瀛州、莫州、易州、幽州、蓟州、妫州、檀州。最宜注意的是潞州与威胜军，因《证类》共绘4幅人参药图，其中兖州、滁州人参为桔梗科Adenophora属植物，特征十分典型，潞州人参为五加科Panax属植物，特征也极鲜明，而奇怪的是威胜军人参却不伦不类地画了一幅类似某种单子叶植物的地上部分，（图2）更令人费解的是威胜军（今山西沁县）与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今天的沁县更是长治市的下辖县，居然在同一时期、几乎同一地区所出的人参形态差异大到了如此程度，其中必然另有原因。

我们不妨假设辽东人参与上党人参来源于不同植物。事实上，这种同名异物现象在古代本草中十分普遍，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后果不外三种可能：如果二者药效相当，则继续共用一名，如大青叶、板蓝根；二者皆有药效，但作用有所差别，则分化为两个药物，如牛膝与川牛膝、南北沙参；其中一个无效，则渐渐被淘汰。如果假设成立，两类人参的结局也不外如此。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虽然感叹说“上党人参，殆不复售”，而人参条的正文却说：“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言语中已经暗示辽东参与上党参药材外观的差异，但当时辽东、上党皆属北朝，陶毕竟没有机会了解二者植物形态的不同，只是含混地说上党参“俗用不入服”，意即不及辽东、高丽参。《新修》没有对陶的这些看法提出意见，只是简单地勾画出上党参的分布范围，引文如上。苏敬之所以绝口不提辽东人参，别有隐情，《新修》成于高宗显庆二年（659），而在总章元年（668）高丽被灭，唐政府在今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前，辽东大部是被高丽占领，乃至唐太宗曾感叹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语见《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这样唐代的民间人士或医家如前面提到的《茶经》、《药性论》等坚持说上党参优于辽东参，也就容易理解了。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已经承认说：“人参，见用多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陶云俗用不入服，非也。”意即上党参不及辽东参，只是可用而已。相对于马志的《开宝本草》，嘉祐六年（1061）苏颂受命编撰的《本草图经》要严谨得多，先是“诏天下郡县图上所产药本”，再经苏颂等“裒集众说，类聚诠次”，遇“有一物而杂出诸郡者，有同名而形类全别者，则参用古今之说，互相发明。”从《证类》中保存下来900余图例来看，“威胜军人参”药图都显得十分另类，不仅如上文所揭示者，威胜军与潞州距离极近，而所出同一植物（人参）差异如此之大，令人费解，两幅图详略上反差之大，也令人吃惊，至于“威胜军人参”不绘出药用部位（根）更是奇怪。

可以根据北宋时期的政局将当时主流人参按产地归作三类：第一类上党人参，分布于宋朝控制的太行山脉；第二类辽东人参，产于辽朝疆域内女真人控制的地区，具体情况可参南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22；第三类高丽人参，产于高句丽。我们注意到，尽管苏颂和年代稍晚的寇宗奭都十分强调本国所产上党人参远优于舶来的高丽参，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人参主要依赖于进口，《图经》云：“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者，名新罗人参，然俱不及上党者佳。”《衍义》也说：“人参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场博易到，尽是高丽所出，率虚软味薄，不若潞州上党者味厚体实，用之有据。”因多数时间宋王朝都与辽朝处于敌对状态，故榷场互市时开时闭，此所以苏、寇都主要谈高丽参而不说辽东参也。关于高丽参的进口，在南宋《宝庆四明志》卷6尚保存一段史料，文繁不录。

在了解当时政治背景的基础上，我们推测，苏颂所主持的药物普查很可能已经发现上党参与辽东或高丽参之间，在植株形态乃至功用上存在差异，但由于人参在当时医药领域的重要地位，为了不在边贸中向敌方（辽朝或高丽）示弱，刻意掩盖了上党参不是人所共知的“三桠五叶”Panax ginseng的事实，而根据高丽参形态精心绘制了“潞州人参”药图，并留下一段十分准确的文字描述，用来掩敌人之耳目。至于专门绘制一幅不伦不类的“威胜军人参”图，则另有用意，此图恐是用来暗示上党人参产地范围的“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官员，此种含混不清的植物也可以视同于人参，此图所欲代表的植物很可能就是上党自古出产的桔梗科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其实，较苏颂年代稍晚的“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官员寇宗奭对上党参与高丽参的不同还是有所察觉，《本草衍义》云：“（上党）土人得一窠，则置于板上，以色茸缠系，根颇纤长，不与榷场者相类。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岐者，其价与银等，稍为难得。”

苏颂制造的这一秘密，在当时究竟有多少人了解内情，不得而知，《梦溪笔谈》中关于王安石拒服上党紫团参的故事虽然盛传一时，但也不敢轻易举为王安石知道内幕的例证，更谈不上成为支持这段推测的证据，但距苏颂编撰《本草图经》后66年，包括上党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落入了女真之手，建立金朝，上党人参也就再无秘密可言了，金元时期的两部医书无意之间暴露了真相。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刘完素（1120-1200）《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卷9“仙人肢丸”，人参与紫团参同用，稍晚的元代赵州（今河北赵县）王好古（约1200-1264）《医垒元戎》卷12紫苑丸，治五种风癞之疾，也是同时使用紫团参与人参。刘、王二人的家乡都离上党不远，刘完素的时代距苏颂《图经》不足百年，而皆意识到所谓上党紫团参与人参不同，这决不能用从宋到金百年之间上党Panax ginseng被采挖殆尽，且已经用Codonopsis pilosula冒充来解释之。

由此我们知道，所谓上党人参其实就是桔梗科党参，至少在北宋这一秘密已经被发现，但由于特殊的原因被迫加以隐瞒，但金代开始，所称“上党紫团参”为党参无疑。其后五加科人参的药用沿革比较单纯，《本草纲目》说：“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李时珍除将潞州人参消失的原因说成是“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外，其余药用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不烦赘叙。

至于党参之名，其实是由“上党人参”演变而来，清王世祯《古夫于亭杂录》卷4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党参正式载于本草，则见《本草从新》，吴仪洛云“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植物名实图考》云：“党参，山西多产。长根至二三尺，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开花如沙参，花色青白，土人种之为利。”《纲目拾遗》“防风党参”条下引翁有良辨误云：“党参功用，可代人参，皮色黄而横纹，有类乎防风，故名防党，江南徽州等处呼为狮头参，因芦头大而圆凸也。”又引《百草镜》云：“党参一名黄参，黄润者良，出山西潞安太原等处，有白色者，总以净软壮实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党参，老而大者名防党参。”书中所谓“防风党参”，又称“防党参”，见《续名医类案》卷35“归脾汤去人参、木香，加防党参”云云，结合《图考》党参药图，（图3）此党参、防党参、防风党参皆是Codonopsis pilosula或其变种Codonopsis pilosula var. modesta。

《纲目拾遗》中有“川党”一名，谓：“近今有川党，盖陕西毗连，移种栽植，皮白味淡，类乎桔梗，无狮头，较山西者迥别。”此处“无狮头”的形态特征与川党参中所谓小条者相似，其根头部小于正身，称为“泥鳅头”。因此，此种当是今用之Codonopsis tangshen。

【道地沿革】

在品种考订部分我们用了极多的文字去讨论上党人参的名实，因此问题关系到现代人参、党参GAP基地的确定，如果古代上党人参果然是Panax ginseng，今天的山西长治市完全有理由进行人参的GAP研究，甚至有可能培育出超过东北参的药材，但如果不是，那么上党产出Codonopsis pilosula的历史就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直到晚近产地优势依然保持，此地将是党参GAP研究的最佳地域。

通过历史回顾能够明确Panax ginseng的最早记载产地为《名医别录》所称的辽东，标准产地古今变化不大，如清《皇朝通志》卷125所言：“人参，三桠五叶，间成人形，产辽阳深山中，为医经上品。盖神皋钟毓，厥草效灵，实王气悠长之征。吉林宁古塔等地所产，其品已为稍逊，至所称上党参，直同凡卉矣。”

党参即古之“上党人参”，山西上党是其原初产地，按《新修》所载，沿太行山脉皆可种植，至于西党、条党记载皆晚，各地可根据栽培习性进行研究。